并专门提出要积极探索‘裁执分离'即由法院审查、政府组织实施的模式，以更好地发挥党委、政府的政治、资源和手段优势。
如果去除其表面形式，强制和无偿转移财富的行为在本质上与强盗和小偷并无二致。财政透明度机制的严重不足除了内部的法定授权、标准TSA机制（核心是针对TSA的两个直达）和向立法机关定期报告公共账户上的资金流动外，能够对行政裁量权实施外部制约的机制主要就是财政透明度。
其含义是：行政部门既不能从公民那里拿钱，也不能实施任何支出，除非获得代表公民的立法机关的明确批准。完全可以说，代理制将导致中国国库体制改革的全盘失败和全面倒退。由于同时承载了民主与法治的功能，法定授权因而理应成为《预算法》的灵魂、基石和主线。（3）这些账户上的资金流入、流出与余额无须向人大报告。这些原则旨在支持预算管理的三个关键目标：有效的支出控制、合理的资源配置、良好的支出绩效（公共资源使用的效率和有效性）。
所以，那些希望了解真相和实质的人们，不妨绕开代理与经理的标签，去看看标签背后究竟书写的是什么。被许多国家写入法律的所谓黄金法则规定：政府的债务资金只能用于投资，不得用于消费或其他经常性开支。以善为本质，就是要求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全面落实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价值要求，用承载着人类基本伦理的方式实现刑事诉讼活动的目标。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刑事审判程序的完善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强化惩治犯罪的功能。而且，为了发挥看守所在人权保障方面的积极作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要求拘留、逮捕后必须立即送交看守所，羁押以后的讯问应当在看守所内进行以及设置讯问录音、录像制度，避免羁押场所外刑讯逼供的发生。这种片面的认识造成了执法实践中侧重于打击轻于保护的后果，极不利于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保护。对此，司法机关应当充分地履行好通知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的义务，落实庭审的精细化要求，对与定罪和量刑有关的事实、证据都要进行调查、辩论。
从整体上看，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主要是围绕着这两条主线展开的。这就要求我们的执法者、司法者在实践中以此为目标，不断地探索、实践，努力寻求刑事诉讼的完美法治。
其中针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或者死亡的案件设置了专门的财产没收程序，从而加大了对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的惩处力度。当前，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通过已有时日，全国各机关、团体和民众对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的学习研究热情高涨，各系统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的学习活动。完善刑事审判程序，就是要通过公正的审判程序查明犯罪，确保有罪的人受到刑事追究，无罪的人不受刑罚处罚。人是目的而非手段，即使是犯了罪的被告人，也不能剥夺其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更何况有些人仅仅是有犯罪嫌疑。
这实际上对执法者、司法者的执法、司法艺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都表现出了少杀、慎杀的努力。尊重和保障人权入法经历了一番产前的阵痛，凝聚着无数人的心血。不可否认，重实体，轻程序的理念在当前刑事司法实践中还存在着很大的市场，也深深地影响了我国的刑事司法环境。
刑讯逼供是传统口供中心主义下的毒瘤，严重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从这种意义上讲，刑事诉讼活动正是在惩治犯罪这一求真的基础上，自觉接受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价值论指引，进而达到求善的目的。
保障人权，则是从价值论的高度赋予刑事诉讼法更高的价值追求，也是刑事诉讼法的终极价值目标。刑事诉讼活动不能为了追求惩治犯罪的目的而不择手段，弃基本的社会伦理道德底线于不顾。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一方面赋予了侦查机关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权利，另一方面也强化了对侦查权的制约，如前述强化辩护权的各项举措。这就要求我们的刑事立法、司法必须与时俱进，更新刑事法治理念，在保障刑事诉讼法的惩治犯罪功能的基础上追求实体公正，在发挥刑事诉讼法的人权保障功能基础上实现程序公正的目标。其二，强化对辩护权的保障。以美为目标，则是要实现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完美结合，既惩治犯罪，也保障人权，既不放纵有罪，也不冤枉无辜。在刑事诉讼语境中，在某种程度上，惩治犯罪往往代表了实体公正方面的追求，而人权保障则更多地意味着对程序公正价值的追求。因此，在当代世界各国，刑事法治的一个直接的目标就是要恢复被犯罪行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重塑社会安全。
其三，加强对强制措施适用的规制。一、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既要惩恶也要扬善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便是在第2条增加规定了尊重和保障人权。
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刑事诉讼法，就是要给权力设置一个安全阀，给公民的权利设置一层保护罩。这也就意味着刑事诉讼活动不仅要受到认识论的制约，也要接受价值论的指引，唯有如此，刑事诉讼活动才能够维系人类最基本的价值，实现善的价值追求。
陈卫东，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安全价值是当代社会的一个重要价值追求。
当然，从整体上来看，此次修法主要是侧重于强化刑事诉讼法的人权保障功能，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要求落实到具体的制度设计与程序安排上来，择其要者如下:其一，遏制刑讯逼供。司法机关还要履行好二审开庭审理的规定，对于符合再审条件的当事人申诉的案件应当启动再审程序。侦查权能是侦查机关侦破犯罪、进而惩治犯罪的利器。因此，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提出不仅代表了民众的心声，也代表了民众对安全价值的承受限度，即不得过度侵犯民众的自由价值追求。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设置了检察机关审查批准逮捕的程序机制，确立了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为逮捕的正确适用奠定了基础;针对监视居住，除了明确监视居住的适用范围外，还严格限制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条件，强调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而且，对于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所构建的刑事特别程序，检察机关也必须履行好法律所赋予的提出申请以及出庭的职责。
此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直接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新法，既是落实宪法要求的体现，也是给惩治犯罪划定一个清晰的界限，特别是要给刑事诉讼中公权力系好安全带，确保公权力的合法、平稳运行。就检察机关而言，首要的是要履行好法律所赋予的公诉职能，特别是要履行好出庭的职责，对于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所重构的简易程序以及开庭审理的二审案件、再审案件，人民检察院必须派员出庭。
司法乃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对侦查权的控制是刑事诉讼立法永恒不变的主题。
这与现代法治理念是格格不入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修法重构了简易程序，扩大了简易程序的适用，通过合理的程序分流，有效地配置了司法资源，有助于提高惩治犯罪的效率。进入专题： 惩治犯罪 保障人权 。其四，构建对违法侦查行为的救济与制裁机制。
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在人权保障方面有其独特的作用，对其而言，最为重要的就是担负起法律所赋予的监督职责。没有稳定、安全的社会秩序，公民的生产、生活便无法开展，法律所确认的公民各项权利也就将无从保障。
其三，完善刑事审判程序。除此之外，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还确立了对特定的违法侦查行为的救济机制，为基本权利的救济提供了法律上的有效途径。
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也是落实人权保障的一种重要形式，侦查机关应当切实遵守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关于辩护权保障的各项规定，自觉接受辩护权的制约。刑事诉讼法不仅仅是一部惩恶的法律，更是一部扬善、求美的法律。
